今年以来，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石油出口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开始为国内高通胀而忧心忡忡。美国1-3月核心CPI涨幅均保持在2.3%以上的高位；欧元区3月CPI同比上涨3.6%，创下历史高点；俄罗斯4月CPI涨幅达14 .3%；韩国、印度、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通胀水平都创下多年新高。

    全球通胀水平同时上升有多种原因：上一轮全球流动性过剩推高价格；消费升级、人口增加、能源短缺导致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次贷危机以来，美国为首的央行降息、注入流动性，继续刺激流动性泛滥；全球化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5月份，国际油价突破130美元/桶，玉米价格继续创新高。油价和粮价成为未来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的最直接因素。有专家预测，以美元计价的平均生活成本将会在几年内翻番。

    解决通胀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央行行长们的“心病”，而目前在货币政策上的博弈也成为央行行长们的无奈选择。美联储选择降息和贬值，以本国和世界通胀上升为代价换取经济复苏；欧洲央行只好按兵不动，但欧元被动升值的压力已影响到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通胀水平却按捺不住地上升。加拿大、英国等跟随美国降息，但通胀水平应声抬高。专家指出，面对全球通胀，各国央行都不愿单方面率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如升息），它们担心这样的单独行动，不仅抑制通胀的效果有限，反而可能会牺牲自身经济增长，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附带牺牲品。

    面对高通胀时代的到来和政策抉择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国货币政策应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此间观察家认为，首先，对于去年开始的这一轮高通胀的原因、严重性应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输入型通胀对今年及未来我国通胀的压力在加大，通胀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可能超出预期。尽管由于去年基数的因素，CPI涨幅可能呈现逐渐放缓的走势，但对于高通胀尤其是输入型通胀的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具体政策上，为了抑制输入型通胀，不少国家寻求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可能在中短期内难以改变。本币升值部分抵消了美元计价的高油价对国内价格带来的压力。

    其次，中国货币政策受到全球尤其是美联储政策的制约。货币调控要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周小川上周五指出，美联储大幅降息和注入流动性的做法造成新兴国家通胀加重，呼吁全球进行更高层面的宏观调控，以应对次贷、通胀、商品价格等问题。专家称，全球货币政策的合作首先体现在利率政策上。美国持续降息和美元贬值，中国的利率政策就只能谨慎，转而寻求数量工具实现紧缩的目的。
    第三，抑制这一轮全球性高通胀不能只靠货币政策。世界各国都在寻求货币以外的其他政策渠道缓解通胀问题，加强货币、财政、贸易、产业、环保各种政策手段的配合。中国也不例外。货币政策应对以食品为首的价格上涨能力有限，应发挥其他政策工具的作用，其中促进农业生产以扩大供给、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显得尤为重要。（记者 王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