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无线电三厂率先实行浮动工资改革。 市档案馆提供

2002年，曾发（左一）与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合影。 资料图片

　　风云记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破除大锅饭思想

　　市政府承诺超收分成一定兑现

　　“该压缩的基本建设没有很好的压缩，该并转的企业没有并转，一部分企业仍然任务不足，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本位主义，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出发，缺乏全局观念，对中央、省、市有关调整的统一指挥讨价还价，消极抵制。这是当前搞好调整的一大障碍。”在1981年2月召开的第七届江门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李天才尖锐地指出。

　　同年4月，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组织1981年工业交通生产的指导思想，是在调整和改革中，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使我国工业逐步由重型结构转到轻型结构；由“小而全”、“大而全”转向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社会化大生产；从消耗高、质量低、效果差转向产品适销对路、讲求经济效益。工交企业也要像农村搞联产责任制那样实行经济责任制。

　　时任江门市市长的曾发在随后召开的江门市工交工作会议上，表扬了我市几个改革成效显著的单位，如二轻局、南方食品厂等，据当时的资料记载，二轻局积极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使生产连年大幅度上升，1981年上半年比1980年上半年增长了30.9%；南方食品厂实行自负盈亏后，在酬劳分配方面实行层层包干和部分浮动工资的办法，充分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利润比过去提高了一两倍。同时，曾发大胆否定了“吃大锅饭”的做法，批评有些同志还留恋国家三包（包任务、包材料、包销售）的日子，不愿意走联合经营、专业化协作的道路，总怕被别人“吃掉”，埋怨调整改革，不动脑筋，怕做艰苦的工作。“要充分认识到，现在处于经济调整时期，形势发展很快，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竞争很激烈，靠国家‘三包’的日子不会反复了，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结构不会有市场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早就不灵了，靠国家大量投资发展生产的老路子走不通了。”曾发指出，出路是调整与改革，谁不认清形势，谁就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为了实现我市工业的增产增收，迅速扭转利润下降的被动局面，市政府于1981年9月18日下发《关于抓好工交企业增产增收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利润包干企业，超收分成一定兑现，“超收利润可以按月预提超收分成”。

　　“包”“通”并举

　　经济调整成果丰硕

　　思想工作做通了，典型力量显现了，怎样全面地实施起来呢？当时江门市政府提出，要在“包”和“通”上做文章。“包”其实就是包干，是责任清楚，权、责、利结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要求层层包，层层落实；“通”就是打通环节，沟通关系，搞好协调工作，要求搞好工商、工贸、工财之间的协调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成效显著。随着经济的调整，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全市各项事业都呈现出一派蓄势待发、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当年，我市工业总产值实际完成72902万元，比上年增长18.44%。就业人口增加了，职工年平均工资总额从868元提高到946元，提高了8.99%；农业调整生产布局、发展多种经营和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收到了增产增收的效果。

　　所有的变化，都可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的，而许许多多的偶然就可能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人物见证

　　老市长曾发：

　　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曾发1974年调至江门工作，1979年11月至1983年5月期间担任原江门市市长，在江门工作了近十年时间，不仅见证了江门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历史，更为江门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担任江门市长的那段岁月，现年已经83岁的曾老仍然思路清晰，“发展生产力”、“人民生活很苦”是他口中不断出现的词语。

　　提出改革分配制度，要“藏富于民”

　　曾发在调任江门工作之前，在佛山地区第二轻工业局（以下简称“二轻局”）工作。他回忆说，当时的二轻局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职工生活有所改善，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在二轻局工作的经验，使得曾发来到江门工作以后，尤其是担任市长以后，下定决心要改善江门的经济状况，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改革。

　　曾发回忆，当时《南方日报》一位记者采访他，他就谈了关于“松绑”的问题。他说，自己在基层工作了很多年，发现了好多问题，比如群众需求量大的东西，市场供应不足，群众就很有意见，而当时要生产什么东西需要国家批复，可是，等到国家批下来，这个东西可能又需求量不大了，类似这样的不对称问题很多，所以，他提出，要想发展经济，就得对一些问题进行“松绑”。

　　在1981年10月下旬召开的市三级干部会议上，曾发提出要改革分配制度，把“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真正落到实处。在会议上，曾发指出，现在的分配制度改革还不完善，“这个不完善的方面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分配制度上存在‘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要把企业的经济利益同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可以超收分成，多收多留，把职工个人收入同劳动成果挂起钩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欠产受罚。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改革，江门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有了大幅提高，1981年全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总额从868元提高到了964元，提高了8.99%。而且，从1981年10月份起，中小学教师、部分医务人员和体育工作者也提高了工资级别。郊区大队、生产队两级人均分配326元，比上年增加了66元，增长25.4%；社员家庭副业人均纯收入121.8元，增长了一倍多。最明显的变化是，群众的存款增加了，年末城乡储蓄余额6396万元，比上年底增长40.54%。

　　争取开放江门口岸，使江门路通财通

　　曾发在回忆中还提到一件事，那就是极力说服省口岸办公室领导，批准开放江门口岸。他说，江门市是“四邑”（注：以前称“四邑”）侨乡，解放前，西江上游的土特产品，经江门集散，航运发达，每天有几艘轮船来往港澳，历史上江门有“小澳门”之称。可是，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关死了大门，只保留货轮，香港“四邑”乡亲和商人要回乡探亲、经商，必须从深圳罗湖口岸出入，七转八转才回到家乡，十分不便，而且还可能错失商机。当时，市里不少人士和香港“四邑”乡亲提意见，要求恢复与香港通航。为此，曾发同市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找省口岸办等部门的领导，极力说服、请求开放口岸，恢复江门至香港的客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请示报告，并保证向海关、边检、防疫、商检等部门提供便利条件和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江门口岸终于获得批准，恢复通航。1982年5月，曾发率领市政府代表团首航香港，受到香港“四邑”乡亲的热烈欢迎。俗话说，路通财通。与香港通航对江门密切港澳与江门的联系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

　　总结在江门工作的日子，曾发在自传《我的昨天和今天》中，以“无愧江门工作近十年”作为评价。

　　江门大事

　　1月20日，江门市政府颁布《关于恢复部分路（街）名称的通告》，市区常安路、堤西路等38条街道恢复原有名称。

　　2月20日至24日，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研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

　　3月19日，中共广东省纪检会复查“江门事件”，认定对1952年原江门市委犯“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不恰当，予以平反；对“江门事件”中的有关领导及受牵连的党外人士35人的处理，予以撤销，恢复其政治待遇。

　　3月29日，江门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及江门基督教堂务委员会成立。

　　是月，江门市工商联合会恢复组织活动。

　　4月1日，江门市获省政府授予“普及小学教育先进市”称号。

　　5月3日，江门市青少年业余体操班学生赖卫明在法国巴斯蒂亚参加第一届世界中学生体操锦标赛中，获男子全能、吊环、跳马、单杠冠军。

　　7月，江门市委边防口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江门市政府口岸办公室。1983年6月，该办公室并入市外经委。

　　10月12～14日，中共江门市委五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主要是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解决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的问题。

　　是年，市政府在范罗冈集资兴建侨苑坊。1983年末建成，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有144户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亲属入住。

　　日志中国

　　中国迎来发展的春天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政治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的社论。　　

　　1月4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这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

　　1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2月26日至3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召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在调整时期继续搞好工业企业改组和联合，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巩固提高工作，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以及县(市)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　　

　　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只有真正信任和依靠亿万农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建设的正常进行。通知强调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　　

　　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指出：“城镇居民住宅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除发挥国家、地方、企业积极性外，还必须调动个人建造和购买住宅的积极因素。望各地区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地推广组织城镇私人建造、购买住宅的经验。”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决议》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依法经营须遵守的各项政策及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7月3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办《关于湖北省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报告》。沙市是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把它放在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认真抓好，切实解决在这方面存在着的各种有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走上更加丰富、更加健康的轨道。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杨慧敏